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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中心背景下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新機制的構建
                2019-11-14 09:59:00  來源:清風苑

                  文/朱林林

                  江蘇省蘇州市人民彩票平台院

                  文/付強

                  江蘇省蘇州市人民彩票平台院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為完善現行的刑事訴訟程序作出的重要決策。以審判為中心意味著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通過審判才能定罪的證據裁判規則制約偵查權和起訴權。2015年6月,在全國彩票平台機關第五次公訴工作會議上,最高人民彩票平台院曹建明彩票平台長指出:“各級彩票平台機關要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四中全會精神上來,真正從保證公正司法、加強人權司法保障、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高度,準確把握、全面理解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改革的基本精神,深刻認識到這項改革對公訴工作提出的重大挑戰,正確把握和處理訴、偵、審、辯等關系,推動構建新型的訴偵、訴審、訴辯關系。”

                  一、當前訴偵關系現狀及困境

                  偵查程序的目的可以界分為三個層次: 直接目的是尋獲證據、查緝甄別犯罪嫌疑人;深層目的是銜接起訴、提升公訴質量和效果;根本目的則是規制偵查權力、保障公民權利。我國當前刑事訴訟制度中,偵查行為並非依照上述偵查程序目的進行展開,也未能實現上述目的追求,導致現行訴偵關系中存在不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種種弊病。

                  (一)偵查程序的封閉性,使得彩票平台機關對偵查機關的“相互制約”無從落實。“中國偵查案卷的形成是封閉的、單方面的,案卷的形成是由偵查機關單方、獨自形成的,彩票平台官、法官與律師基本被排除在外。這種單方、封閉式的偵查卷宗形成模式存在一個巨大的風險,那就是卷宗中的證據材料的合法性、真實性、客觀性均值得懷疑”。

                  (二)偵查機關全面、及時、規範獲取證據的意識不強。實踐中,偵查機關更關註“抓人破案”而忽視“證明犯罪”,忽視全面、規範地搜集、運用證據去證實犯罪嫌疑人實施了犯罪行為,導致彩票平台機關公訴部門補充偵查比例較高。

                  蘇州地區基層彩票平台院審查起訴環節補充偵查情況一覽表

                  

                  統計數據顯示,彩票平台機關審查起訴階段退回偵查機關補充偵查的比例不容樂觀,退查率常年保持在20%以上的高位,其中2014年退查比率為35.2%,當年度蘇州市某一基層院刑事公訴案件的退查率更是高達42.8%。

                  (三)偵查為起訴作準備、偵查為起訴服務的理念尚未形成,造成刑事訴訟效率較低。當前,不少偵查人員習慣將偵查和起訴視作分離的兩個階段,忽視雙方共同承擔指控犯罪之職責,甚至個別偵查機關不接受退查或接受退查卻不去實質性開展補查活動,致使不少案件出現“既不敢放人,又不能終結訴訟”的兩難境地。

                  (四)彩票平台機關缺乏監督制約偵查活動的有力措施。受一切為了查明犯罪的刑事訴訟觀念影響,我國刑事訴訟法律賦予偵查機關廣泛而強大的偵查權限,除逮捕以外,無論是對公民財產的搜查、扣押、查封,還是對公民人身的拘留、監視居住等,偵查機關都可以自行決定、自行實施。由於缺乏法律授權和操作細則,彩票平台監督偵查的效果不甚理想。

                  統計顯示,近三年來,蘇州地區彩票平台機關為排除非法證據而進行的自行補充偵查工作不斷增加。這是因為我國刑事訴訟非法證據排除體系不斷完善,取證合法性要求不斷提高,但偵查機關在實踐中的認識卻未達到相應高度。如:蘇州市某基層院公訴部門在辦理朱某故意殺人案件時,通過提審犯罪嫌疑人發現可能存在非法取證線索,又經審查同步錄音錄像後,發現偵查人員在審訊中采用了辱罵、體罰行為。該院公訴部門隨後經自行補充偵查,最終認定偵查人員取證行為非法,排除了犯罪嫌疑人朱某的有罪供述,並對偵查人員書面提出糾正意見。

                  二、彩票平台引導偵查取證機制的實踐探索

                  針對當前彩票平台引導偵查機制不能完全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現狀,為充分發揮彩票平台機關審前過濾功能,防止案件“帶病”進入審判程序,近年來蘇州市彩票平台機關以對偵查機關偵查取證的引導和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並重為立足點,探索運行訴前引導偵查取證模式,為構建新型訴偵關系進行有益嘗試,其中以蘇州市地區某基層彩票平台院(以下簡稱K市彩票平台院)的探索為代表。

                  (一)K市彩票平台引導偵查取證模式簡介

                  K市人民彩票平台院通過在當地公安局設置駐點辦公室的方式,從公訴部門選派具有豐富辦案經驗和業務能力的員額彩票平台官每周至駐點辦公室輪流值班。值班期間,員額彩票平台官對公安機關擬移送彩票平台機關審查起訴的全部案件進行書面審查,根據庭審證據裁判標準對一些不適合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提出暫不移送審查起訴的建議,同時提出進一步偵查的方向和補充證據的建議。

                  該模式與常規提前介入引導偵查方式的差異主要有:

                  ●1.提前介入的範圍具有廣泛性。

                  當前一般的提前介入模式幾乎均以重大、復雜的個案溝通協調為主,是一種點對點的引導模式。K市彩票平台院則是通過設置駐點辦公室的方式,對偵查機關所有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均提前進行把控,實現了引導偵查取證的全覆蓋,全面把控刑事案件質量。

                  ●2.提前介入的方式上具有多樣性。

                  常見的提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的方式多以跟從偵查機關辦案為主要途徑,如參與案件討論、旁聽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詢問證人、被害人、參加勘驗、檢查等。相比之下,K市模式除可以運用上述方式外,還對偵查機關準備移送的刑事案件的偵查報告進行提前審查,對偵查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的證據體系上進行了提前的梳理、掌握。

                  ●3.提前介入的主體上具有專業性。

                  現行的彩票平台機關提前介入,以偵查機關邀請為主要啟動方式,以偵查監督部門為主要介入主體,彩票平台機關處於被動地位。K市模式則是全部介入的工作模式,無需偵查機關針對個案發起邀請介入,具有主動性。而且,以公訴部門為介入主體,更好地將法院裁判證據標準傳導給偵查機關。

                  (二)K市彩票平台機關運行彩票平台引導偵查取證機制取得的效果

                  K市刑事案件數量常年保持高位,案多人少矛盾較為突出,自2017年4月該模式施行以來,取得了較好效果。

                  1.辦案節奏加快、退查率下降,訴訟效率得到保障。

                  (1)個案辦理時間大幅縮短。2017年施行該模式以來,共對126件案件提出補證建議,積極引導偵查機關偵查。2016年4月1日至11月10日,公訴部門受理公訴案件1412件1761人,平均辦案時間為59天。2017年同期,公訴部門共計受理公訴案件1609件2095人,平均辦案時間為31天,效率提高47.5%。

                  (2)案件退查率大幅下降。2017年施行該模式以來,一次退查重報後提起公訴151件207人,占比為9.4%;二次退查重報後提起公訴14件28人,占比為0.87%。2016年同期一次退查重報後提起公訴205件339人,占比為14.5%,二次退查重報後提起公訴55件105人,占比為3.9%,一退率和二退率同比分別下降35.2%和77.7%。

                  (3)訴訟資源高效利用。在新的辦案模式下,原來一些需經過退查才能夠解決的事實、證據問題,能夠在移送起訴前得到及時有效解決,避免通過退回補充偵查重新取證。如王某販賣毒品案,偵查機關原本擬移送起訴的事實僅為王某販賣毒品2.21克。經公訴部門提前介入審查發現,王某可能尚有其他販毒犯罪事實。鑒於該案還有偵查時間,公訴部門建議偵查機關暫緩移送審查起訴,對可能遺漏的犯罪事實進一步偵查取證。偵查機關隨後在公訴部門的指導下,補充調取相關通話記錄、銀行轉賬記錄,補充詢問吸毒人員陳某某,最後成功追加認定了販賣毒品數量94.8克。這個案件在以往的辦案模式下,可能需要數次延長審查起訴期限和退回補充偵查才能查清上述事實,但在新的辦案模式下,及時發現問題、引導偵查取證。最終該案移送審查起訴後,未經退查即被辦結,追加犯罪事實也被法院支持,取得良好的辦案效果。

                  2.傳導證據標準,過濾瑕疵案件效果明顯,案件質量得到提升。

                  推行該模式後,該彩票平台院提起公訴案件在審判階段進行補充偵查的數量占比由2016年同期的0.93% 降至2017年的0.62%,比例下降33%,凸顯出審判階段的證據裁判標準在訴前得到更好的傳導和貫徹。通過事先審查,該院公訴部門在8個月內先後針對126個瑕疵案件提出書面引導偵查取證意見。

                  (三)面臨的問題和障礙

                  K市彩票平台機關試行引導偵查取證機制以來在提升案件偵查取證質量,提高辦案效率等方面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引導偵查依據不足、缺乏可復制可推廣性等問題。

                  (1)是對刑事訴訟法律體系的突破性嘗試。

                  2015年7月《最高人民彩票平台院關於加強出庭公訴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3點“積極介入偵查引導取證”的規定,對重大、疑難、復雜案件,堅持介入範圍適當,介入時機適時,介入程度適度原則,通過出席現場勘查和案件討論等方式,對收集證據、適用法律提出意見,監督偵查活動是否合法,引導偵查機關完善證據鏈條和證明體系。相比於該規範性文件的要求,K市模式具有一定的突破性。

                  首先,其超出“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介入類型限制,對偵查機關將移送的全部刑事案件實行提前介入。其次,其突破了“適當、適時、適度”的介入原則,是通過統一的標準對整體的介入工作進行宏觀上的把控。最後,其不僅采用了《意見》規定的“出席現場勘查和案件討論等”介入方式,還直接查看偵查機關偵查報告,通過對偵查報告的審查,發現證據鏈條和證明體系中的缺陷、不足,進而提出相應意見和建議。

                  (2)K市模式存在著一定的不可復制性。

                  首先,K市常年案件數量多、辦案壓力大,案多人少矛盾較為突出,彩票平台機關和公安機關均有提高辦案效率、節約訴訟資源的需求,因此公、檢兩家均有革新的壓力。其次,基於同向的業績考核目標,公、檢兩家均有革新的動力。再次,不容否認,公、檢兩家主要負責人的共識也是該模式得以施行此方案的現實基礎。

                  三、構建新型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機制是適應“以審判為中心”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

                  我國現行刑事訴訟程序是以訴訟階段論為理論基礎加以建構的,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結構強調的是以三角結構來構建控辯審三方關系。這就要求原本相對獨立的偵查階段與審查起訴階段應當作為整體共同承擔控訴職能。此外,當前我國反腐體制發生重大變革,監察委員會將承擔起職務犯罪的調查責任,其雖不屬於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專門機關,但其查辦職務犯罪的職能決定了其也應與彩票平台機關公訴部門共同承擔指控犯罪的職能,成為“大控方”的有機組成。

                  (一)偵查、公訴、審判是正向遞進關系,偵查、公訴共同構成審前程序,偵查職能應當定位於公訴之準備。刑事訴訟是控、辯、審三者的三角構造來看, 偵查是啟動刑事指控的基礎程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責任這一點上,偵查機關承擔的訴訟功能與公訴機關完全一致,兩者處於同一陣營,“控辯雙方平等對抗的審判構造就決定了公訴方應成為追訴主體中的中心點,否則與辯護方的對抗將變得沒有力量”、“警察的偵查必須首先服從和服務於公訴”。偵查為公訴之準備,審前程序為審判程序之準備,這在域外刑事訴訟制度中並不鮮見。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典將公訴規定在第一審程序中,將偵查作為公訴之準備。在第一審程序中,審判為主要程序,公訴為預備程序,連接預備程序與主要程序的是中間程序,即對公訴的審查和裁判是否開始審判程序。日本和韓國刑事訴訟法典中的編排也存在相同之處,將偵查和公訴視為公審之準備,系第一審程序的一個環節,並沒有與審判相當的地位。

                  (二)公訴作為銜接偵查與審判的中間環節,要求公訴應該指導、監督和制約偵查權運行。雖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是對偵訴審三機關同樣適用的證據標準,但實踐中還是存在證據標準從偵查到起訴再到審判一路“走高”的趨勢。庭審的實質化使得公訴部門最早感受到審判為中心之下的證據壓力,要較好地完成控訴職能就要求公訴部門在審前程序中就將審判中所需要的證據標準傳導至偵查機關。而承認彩票平台機關公訴部門對偵查機關的引導或指揮作用已成為一種國際慣例,不論檢警分立的國家,還是檢警結合的國家,均認可該類引導或指揮作用。如在加拿大,刑事偵查由警察進行,彩票平台官沒有偵查或偵查指揮權,但警察在偵查比較復雜的商業罪案時,對於如何采證往往要向彩票平台官咨詢。德國的彩票平台官既有自行偵查權,又有指揮偵查權,即將案件交付警察偵查,但警察要迅速報告偵查結果。

                  (三)彩票平台機關審查起訴階段退回補充偵查或自行補充偵查,難以取代訴前的彩票平台引導偵查取證。偵查程序是一個獨立的訴訟階段,由於不直接面對審判,偵查人員往往缺乏從起訴、審判的角度進行取證的內在動力,尤其在案件批準逮捕之後,不少偵查人員認為案件取證工作已經“案結事了”,不少偵查機關消極對待偵查取證,常常直接以批準逮捕的標準移送起訴。如果審查起訴階段退回補充偵查,或者在審判階段再補充偵查,既會因為錯過了最佳取證時機而影響取證效果,也會因此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降低了訴訟效率。通過彩票平台機關的訴前介入引導偵查取證,可以密切偵查機關和審判機關的聯系,強化偵查審判之間的信息交換,促進偵查機關打破“閉門取證”,更加有針對性的收集、調取證據,節省有限的司法資源,提高司法效率。

                  (四)構建引導偵查調查取證機制是強化偵查監督的需要。彩票平台機關除控訴職能外,還具有監督職能,但由於偵查程序的高度封閉性,彩票平台機關對偵查活動的監督主要是通過審查是否批準逮捕、審查是否提起公訴,以及對立案和偵查程序是否合法進行監督等形式來實施的。可見,彩票平台機關的偵查監督針對的往往是提請批捕或偵查終結的案件,更多的是被動和事後的監督,而不是全程和實時的監督,監督效果受到限制。通過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機制,可以實現對偵查調查取證行為的全過程動態監督,對偵查調查部門在偵查調查取證活動中是否存在刑訊逼供、暴力取證、徇私舞弊、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全程把控,引導相關機關正確開展偵查調查活動,嚴把案件質量關,確保偵查調查活動的合法性、準確性。

                  四、優化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機制的設想

                  鑒於我國現行訴偵關系存在的問題,結合“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以及當前司法實踐中的有益探索,我們提出如下優化或完善我國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機制設想:

                  (一)進一步強化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的基本理念

                  偵查是整個刑事訴訟的起點,也是刑事訴訟的基礎,“偵查中所犯的錯誤往往具有不可彌補性,再好的法官、再完美的審判制度,往往也挽救不了偵查方向偏差所造成的惡果”。在偵查階段,公訴人員要樹立及時介入的理念,按照庭審證據的標準向偵查人員提出收集、固定、保存證據的建議和要求,指明偵查方向,把握偵查時機稍縱即逝的特性,確保偵查質量。偵查人員應將證據收集情況及時與公訴人員溝通,根據公訴人員的建議及時調整偵查方向,從而將偵查方向與公訴方向統一起來,形成“大控方”,形成強大的打擊犯罪的合力。通過引導偵查取證機制,可以“把彩票平台官與警察統一於共同的追訴任務之中,可以實現追訴主體優秀偵查能力與良好法律素質的結合。即警察機關具有優秀的偵查人員、先進的偵查技術和豐富的偵查經驗,而彩票平台官則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識和專業的法律水平,能夠更好地處理偵查中的法律事務,以公訴人的職業眼光去評判證據,在偵查中指導警察正確合法地開展證據的收集和保全”。

                  (二)明確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的法律地位

                  推行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不能僅僅是一種姿態,應當具有實際法律內涵和操作內容,建議以立法、司法解釋等形式,賦予彩票平台引導偵查調查取證活動剛性。如明確引導偵查調查取證的範圍,明確該種引導是業務的指導、政策上的指導,不直接參與偵查,“是以一種超然的態度按法定要求對偵查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視和指正,對偵查活動的程序性進行審查與規範,對偵查取證提出符合訴訟標準的要求,對整個偵查活動從方向上進行把握與控制”。再如建立公訴對偵查調查活動的同步監督機制。具體而言,包括彩票平台機關對偵查調查機關重大立案偵查案件的知悉權,通過備案或數據共享信息化機制,使得彩票平台機關能及時掌握相應轄區內發生的重大案件;確立彩票平台機關訴前介入審查權,即在偵查調查機關立案偵查調查後、移送審查起訴前,彩票平台機關就同步指定公訴承辦人,對案件的偵查調查方向、取證行為進行指導,公訴承辦人對偵查調查取得的證據即時審查;確立彩票平台機關對偵查調查機關的調卷、閱卷權,規定彩票平台機關可以隨時調閱偵查調查機關的偵查調查案卷,進而可以發現、制止偵查調查機關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證據。

                  (三)明確彩票平台機關對偵查調查人員違法、消極偵查的制約和懲戒力量

                  一項制度如果僅規定了行為規範,卻沒有違反規範的後果和責任,那這項制度的生命力是岌岌可危的。應賦予彩票平台機關對違法或消極偵查調查行為的制約手段,“建立一種毫無約束力的,沒有任何程序後果的引導、指導,一旦檢警關系緊張時它是毫無意義的”。如在日本,司法警察對於彩票平台官的指示或指揮必須服從。當其無正當理由不服從時,彩票平台官雖然不能直接處分司法警察,但可以向該司法警察所屬的主管機構提出懲戒或罷免該司法警察職員的訴求。建議明確授予彩票平台機關對偵查調查機關的偵查監督處分權,即在特定情形下,可以對偵查調查人員提出批評、警告、停止偵查調查、建議偵查調查機關給予行政處分的權力。

                  (四)發揮公訴部門自行偵查在審前程序中的關鍵作用

                  通過公訴機關提前引導偵查調查取證,絕大部分案件能符合起訴的證據要求,但不排除少量案件,通過偵查調查機關的初始偵查調查、補充偵查調查取得的證據狀況不理想,此時公訴機關應善於利用刑事訴訟法賦予的自行補充偵查職能。

                作者:  編輯:梁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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