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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如何遠離瘟疫
                2020-02-05 14:08:00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中信出版集團

                  《瘟疫與人》從瘟疫的角度,由史前時代寫至上世紀前半葉,詳實探討瘟疫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又如何塑造了不同的文明。

                  當我們主動探索人類與瘟疫的關系時,須知,我們既非全然無過的受害者,亦非智謀無雙的主宰者。生態興則文明興、生態衰則文明衰。人類文明進步無疑要處理好人與人、人與自然這兩個最基本的關系。

                  1492年,哥倫布登陸美洲,從此有了新、舊大陸之稱,對生態環境的改變更是天翻地覆。環境史學者艾爾弗雷德W克羅斯比率先提出了“物種大交換”的說法,創作了《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後的生物影響和文化沖擊》一書。物種交換固非一蹴而就,遷移需要時間,況且還有人的好惡滲透其中。然而有一樁遷移卻迅速、猛烈、不受幹預地發生了,那就是瘟疫的遷移。

                  事實上,近代學者大多認同,歐洲人之所以能夠輕而易舉地征服美洲,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瘟疫。歐洲雖有領先的槍炮、鋼鐵,印第安人卻也不乏激烈、頑強的抗爭,何至於即刻繳械、潰不成軍?瘟疫很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印第安人不僅在身體上飽受瘟疫摧殘,被加諸巨大的疼痛;更在精神上備受折磨,消磨鬥誌——他們困惑:為何這些外來的歐洲人鮮遭疫病之災?難道真的是諸神遺棄了印第安人?

                  歷史學家威廉麥克尼爾也留意到這個問題,並解答了印第安人的困惑。在他的著作《瘟疫與人》開篇,重現了西班牙人如幽靈般降臨美洲大陸的一幕。西班牙人不自覺地使用了“生物武器”,看不見的寄生物經由空氣在印第安人之間傳播。以今日所知,有些寄生物容易感染體弱的宿主,譬如流感“偏愛”老人和小孩;但來自歐洲的寄生物迫不及待地深入新大陸,則是因為那裏罕有它們的同伴,如同一滴落在清水中的顏料,瞬間擴散開來,麥克尼爾形象地稱之為“梯度寄生”。之所以會存在梯度寄生現象,是因為環境對寄生物的影響巨大。大體來說,寒冷、幹燥的氣候會降低物種多樣性,亦即能夠入侵人體的寄生物數量和種類偏少;同時,低溫度、短日照又會使寄生物在宿主之間的轉移變得困難。因此,在新舊大陸相互隔離的時代,新大陸上的寄生物相當有限,印第安人的免疫系統鮮少被進犯。舊大陸的情況剛好相反,活躍的寄生物已把歐洲人的身體“磨煉”得見怪不怪了,他們“記得”自己感染過的寄生物們。就像麥克尼爾總結的,“一個社會的疫病越多,其傳染的破壞越小”,攜帶著寄生物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或只是輕微抱恙,卻觸發了印第安人死傷慘重的噩夢。

                  縱使歐洲人早早用瘟疫鋪平了征服之路,縱使今時今日有人專門研究生物武器,人類仍不敢妄稱掌控了瘟疫。這一方面是因為,瘟疫跟諸多環境因素有關,些微細節的改變就可能左右瘟疫的爆發。最有名的例子,莫過於17世紀倫敦大規模爆發的鼠疫,它跟橫流的城市汙水有關。人類活動範圍的擴大也會間接引發瘟疫,譬如,砍伐森林以供耕種,曾加劇了瘧蚊滋生,肆虐非洲的瘧疾即是因此而來。另一方面,寄生物本身也在發生變化,以確保自身的繁衍,人類往往只能亦步亦趨。譬如,流感病毒會頻繁變異,科學家必須不斷研發新的疫苗見招拆招。由是,便不難理解,為何新的疫病或寄生物變體出現時,我們會全民皆兵了——倘若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殆,那人類在與瘟疫之役中並無勝算。

                  更甚者,人類還在瘟疫之役中觸發了新的問題,間或自食惡果。譬如二戰剛剛結束時,DDT被視為靈丹妙藥,大肆使用。表面上,昆蟲被毒死,有助於阻斷昆蟲傳播的瘧疾,貌似可大大緩解疫病之擾。可是,化學品同樣會汙染水源,會通過食物鏈出現在我們的餐桌上,乃至出現蕾切爾卡遜指控的“寂靜的春天”,實非我們期望的安寧環境。而隨著衛生水平的提高,今日頻繁侵擾我們的問題完全悖於經驗和直覺:向時,人們清潔河道、整治空氣、驅逐蚊蚋、保障充裕的物資和衛生設施來抵制瘟疫;可到頭來,過度清潔卻引發了新的健康問題,多與脆弱的免疫系統有關——某些過去發生在嬰兒身上、不甚嚴重的傳染病,可促進免疫系統的成熟,現在雖匿跡於兒童,卻發生在了謹小慎微的成人身上,且如洪水猛獸。還有越來越受到關註的過敏問題,衍生出了“衛生假說”,像舊時代的兒童一樣適度接觸土壤和灰塵,反倒有益。真是有點諷刺,生活在人造的“清潔”環境中,竭力避免與寄生物的接觸,豈非人為隔離出“新大陸”,愈發變得不堪一擊?自顧不暇的人類卻撩撥起寄生物的觸須,生物武器或將人類卷入無底深淵,想獨善其身,焉知不會自取滅亡?

                  在《瘟疫與人》中,麥克尼爾指出,無論在過去還是將來,人與寄生物始終處於動態平衡——“可被預期的不是穩定,而是一系列激烈的變化和突發的震蕩”。寄生物跟其他生物一樣,是生態鏈當中的一環,會層層影響到其他物種;但跟其他生物不同的是,寄生物還表現出跟它的小身量截然相反的巨大力量,即便是站在食物鏈頂端的人類都無法對它視而不見。寄生物的生存必須依賴其他物種,所以其他物種(比如人類)數量增減會影響寄生物的生存,這點並不奇怪。出人意料的是,寄生物還會反過來調控其他物種的數量,不同於猛獸捕食小動物那樣的不知節制,寄生物似乎很懂得“放長線釣大魚”,將人口控制在一個適宜的區間內。

                  多少世代以來,人類和寄生物經歷了長期的相互調適,或許並不是為了在戰役中拼得你死我活,而是在尋找雙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適應模式”。但這不能一勞永逸。環境的變化、人類的活動,包括觀念和制度的改變,都可能沖擊短暫適應的模式——就像哥倫布登上新大陸的一瞬,拉開了物種大交換的帷幕,人類的歷史隨之改寫,寄生物也摩拳擦掌調整策略。

                  醫學的發展、生活品質的提高,看似是為我們增添了籌碼,在復雜的變量面前,也不能一概而論,過於樂觀。近幾十年來,令人談之色變的瘟疫仍不乏來者。普利策獎作品《逼近的瘟疫》就探討了馬爾堡、埃博拉、豬流感等恐怖的病毒,作者把它們跟城市生活、美國建國紀念、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策、癮品等問題聯系起來,可見單純將攻克疫病作為一個醫學難題是不夠的。當我們主動探索人類與瘟疫的關系時,須知,我們既非全然無過的受害者,亦非智謀無雙的主宰者。莫測的瘟疫,俟我們與環境握手言歡。(樂倚萍)

                作者:樂倚萍  編輯: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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